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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灯火?

常州往事

□晞元（四川南充）

△本文作者晞元

随着年龄增大，人是越来越不争气了，脑海里总是浮现诸多往事。

那时候，我刚踏出校门不久。年12月20日，正好是澳门回归的日子，一个曾经医院的同学邀我到广州从化。基于感恩和信任，在我明知是违法“传销”组织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加入其中了。

很多人都需要介绍人的直系上线或旁系上线多次配合演戏“洗脑”，在半强制和隔离状态下，被拽进“组织”。

但我认识的人中，一个复姓“欧阳”的蓬安老乡却是和我一样的奇葩：坦言不怕，也不拒绝“传销理论”，三言两语后就成了我们中的一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俩在一起走得特别近。

我们一致认为，“传销理论”是先进的销售理论，组织的“教科书”《方与圆》也是一本好书，都没有错，我还认真地做了学习笔记，保存至今。只是组织者操作过激，贪心不足导致团队从游走法律边缘到游离法律底线。

都不愿再拉亲朋“下水”，年3月15日，我们心生去意，但没有更好的选择，只好跟着我姐夫李哥去他原来的打工地江苏常州，同去的还有南充人陈格。只有我身上还有路费，买了四个人的车票，就差不多没有生活费了。

3月17日，到了常州火车站，我才知道欧阳的行李箱最重。姐夫又回到了他去广州从化之前供职的“常州技术师范学院”，仍然在外包物业公司做水电工。

因此我们的随身行李都寄放在姐夫那里。我们在校门口的墙脚跟下等来了姐夫从学生食堂打来的盒饭，其中竟然还有一个硕大的卤味鸡腿。饥肠辘辘，饭菜的香味至今记得。

饭后，姐夫借了一辆“重庆牌”的踏板摩托车把我们分三趟送到他的一个本地朋友的老家。

他的朋友叫“卢勤胜”，地名是“卢家塘”，但本地人的发音却是“罗锅荡”。家里只有卢勤胜的老父亲，叫“卢锡官”，发音却是“罗雪官”。

老人家大约六十多岁的样子，头发斑白，嗜酒如命，说一口本地话，我是一句话也听不懂。

独门独户的破旧小院成了我们临时的栖身之所。流浪已久之后，苟安一隅，竟也是幸福满满。

第二天早上十点左右的样子，我竟然看到姐姐骑着自行车来了。粉红色的上衣，几咎凌乱的刘海，低头在门口用右脚支撑自行车的脚架，一个侧脸吓了我一跳：不是我和姐夫说好别告诉姐姐的嘛，等挣了钱再说啊——我害了自己，也骗了姐夫。

没有想到，姐姐居然没有生气，更没有骂我，而是买了肉和菜来做饭给我们吃。那份感动终生不忘！

陈格个子高大，很爱喝酒，很会说“江湖话”，因此和卢大爷很近，相处甚欢。江苏的米酒似乎不醉人，他们可以从早喝到晚，天南地北的“牛皮”吹得“满天飞”。

我和欧阳虽然有些腹诽，但身处异地他乡，交浅不言深的道理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沉默不语。私下里，我们却商量着如何在一起谋生。

几天后，陈格凭着一张嘴，喝光了卢大爷酿存的所有米酒。没有酒精的刺激，他们一老一少似乎清醒了许多，所有的“谈资”也似乎被消耗殆尽。

卢大爷开始厌倦陈格的油嘴滑舌，痛恨自己把储蓄罐里的米酒无偿地让他喝光了。陈格也开始不自在起来，厚着脸皮向我讨要5元钱，去火车站买站台票，计划“逃票”去深圳投奔他在“组织”里谈的“女朋友”，一走了之。

3月24日，我和欧阳为谋生计跑到很晚才回到卢大爷那里。卢大爷以沉默的方式拒绝了我们进门。我们无处投宿，无奈互助翻过两米左右高的院墙，摸到厨房里，就着柴禾秸秆，蜷缩依偎在一起，度过了咋暖还寒，难眠的一夜。黎明前，我们趁着黑暗又翻墙离开了“罗锅荡”。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职场“小白”，欧阳虽然比我还小两岁，却是一个“老江湖”了。面对如此囧境，欧阳十分沉着。

我们两个人只有我身上还有一百元钱了，但职介所却要求收每个人中介费80元。我说欧阳比我聪明伶俐，见多识广，容易成功谋职。我有最坏的打算，就算再不济，还有姐姐的救济，不至于挨冷受饿，饭无定时，居无定所。况且，如果欧阳顺利入职了就可能再省一笔中介费，于是决定让欧阳先用这一百元钱。

果然，欧阳迅速找到了一份包吃包住的活计。老板陈江大姐，是一个四川达州的老乡。工作是分区域向本地人发放“仙牌灵芝茶”的广告传单。能听话吃苦就行，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欧阳非常高兴，给陈大姐一说我们的情况，她立即应允，说难得遇到老乡，照顾一下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俩一口气吃完了一斤多白水面，至今记得那个面条的麦香味儿。

江苏象个“大家闺秀”，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会说普通话，懂得尊重外地人。和广东人的“暴发户嘴脸”不一样，和广东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根本无法语言交流，我听不懂广东话，她们听不懂普通话，鸡同鸭讲，买几个鸡蛋也要连比带划的浪费许多口水。也没有半夜三更的躲着本地人组织的“联防队”，粗暴检查“暂住证”，欺诈勒索外地人的钱财和尊严。总之，江苏让我感到温馨和安全。

本地人很随和，不会生硬地拒绝我给他们发广告。接过传单，会把醒目的红色报头大字，大声调侃读出来：“携拜灵芝座”（即：仙牌灵芝茶）边走边看边挥手：“在位，在位”（即：再会，再会）。我有些受宠若惊，有些懵懵懂懂，有些恍恍惚惚的，麻木机械的重复着，遇到没有人在家的住户，也要在门把手上插上一张广告。

也有人随便看一眼就把广告丢弃了的，陈江大姐就要求我把视野范围之内被丢弃的广告报纸回收，捡起来再发给别人。每份报纸的成本费是五六分，我们的劳务费是成功发出一份五厘钱。我是一个满脚板的人，步行到下半天，脚底就痛得令人龇牙咧嘴，我就开始痛恨丢报纸的人，怨恨陈江的精明和苛刻。

陈江大姐会在我们背后跟踪抽查，并结合产品的销售量曲线图提出批评或奖励。我和欧阳比起来，他总在榜首，我总在榜尾。我这才开始羡慕欧阳的生存能力。

我们四川人给别人指路，讲的是“前后左右”，江苏人讲的是“东西南北”。有时候问了半天路，也是一头雾水，找不着“北”，象个白痴一样的，但还要装着听明白了似的答谢指路人。欧阳就不同了，他异常清醒明白。不但能秒懂，还能抄近道，把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都离不开欧阳的关照，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

欧阳虽然在校时间很短，却十分好学。从广州从化到江苏常州，他的随身携带，大部分是书籍。

欧阳投身社会很早，发誓锦衣方还乡。在东奔西走中吃了不少苦头，最遗憾的是错失一次良机，就回头无岸。

那是一个年底抢工期的小工程，工期要求18天，利润3万多。他珍藏着那份承包合同给我看了很多次，遗憾终身的表情令我心痛不已。我是一个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科班出身者，与他业余自学的水平相比，自愧不如。

上世纪末，普通工薪阶层的年收入就在5千元左右，他如果找够了工人，顺利拿到工程款利润，他会少奋斗20年左右。那时的3万多元钱，足以让他冲破业已固化的阶层禁锢，从社会最底层直接拔高到中产阶层，其财力足以让他荣归故里，扬眉吐气，圆梦家乡。他还有很多蓝图、预案等着这样一笔资金去实现。

欧阳的沮丧是稍纵即逝的，很快就会露出他的大门牙，皮笑肉不笑地注视着我，逗我笑，用各种搞怪的言行来安慰我。他教我的《浪人情歌》，我很喜欢那支悲伤的曲子和歌词，（……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让时光悄悄地抹去我俩的记忆。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忍受，要把你忘记。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还会装着一切都无所谓，把我的爱情全部敲碎，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把所有快乐、所有悲伤，通通都抛去……）不知道真正的歌词是否如此，我们的版本与当时的困境倒是很合拍的。

我的无助感日益增强，让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我生着闷气，来到运河边呆坐。河面上船只往来繁忙，岸边旧船的残骸可以看出来，那些船大多是用钢丝网做骨架，混凝土加固制成的。

看着斑驳的船骸和锈蚀的钢丝骨架，一去不复返的流水，我下定决心自己创业。把剩下的传单包上卵石，使劲地向运河中心扔出去，似乎是在做破釜沉舟的决心，也想有一个丢掉过往“包袱”，从此“轻装上阵”的仪式感。心里有些怯怯的向往着未来，压抑感被瞬间释放出来，复又被希望的侥幸所充满。

常州技术师范学院大食堂有一个女杂工的家就在围墙外不远，姐夫帮我在她家租了一间“口袋房”。向房东借了两条长板凳，上面铺张木板，睡觉就不愁了。

房子的西边有一口废弃的鱼塘，大约十多亩的样子，只有很浅的积水，更像个泥潭，水芹菜和杂草丛生，差不多占领了整个鱼塘。南边不到50米远处，就是水流不息的大运河。没有了大城市的喧嚣，鸡犬相闻的乡村气息更显得静谧，让人放松和惬意。

花了元钱买了一辆翻新的人力三轮车，60元钱定做了一杆“九两称”，我就开始到“凌家塘农贸批发市场”去进货零售。

以前的日子里，我总是从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吃饭只是为了活着，对厨艺简直就是一个白痴。现在要去做蔬菜零售谋生，更是无从下手。

于是，推着三轮车满市场瞎逛，看别的小菜贩进些什么大众化的蔬菜，就跟着学样子。

有一家批发商，不是夫妻店。一间“口袋房”，一辆4.2米的大货车，头朝里。车栏里，篷布下，各色蔬菜蔑筐网袋码得整整齐齐，让车屁股朝外做铺面。一台大磅秤摆在卷帘门口，看货论价、随行就市、讨价还价、搬运过秤、付钱运走，很快就可以完成一单交易。

趁着空隙时间，我和老板攀谈起来。

原来，他们这个摊位是由三个好朋友组成的商业团队。一个人做采购，直接在离市场最近的安徽省蔬菜基地收购。比如说菜椒，从菜农手里0.18－0.20元/斤就可以大量收购，一车就是几吨货。到了凌家塘批发给小摊贩至少要0.4元一斤，刨去运输成本，利润空间在50%左右；一个人开车搞运输，往返于凌家塘和各个蔬菜基地之间。并及时传递沟通各地区的商业信息，市场供需变化，利用信息不对等的差价，把同等商品的利润最大化；一个人值守终端销售，记账、资金回笼、分摊利润，并及时把本金通过司机返回给采购。每单生意的利润都及时兑现给各位股东；大家一起抱团做事，相互信任，月收入至少元，是打工族收入的20倍左右，其乐融融，信心满满。

月底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一起放松放松：一起聚餐，一起泡澡，一起商谈发展方向，是否需要再扩大经营范围，如果需要，大家各自再投资新增成本资金的1/3，如果需要缩小经营范围，多余的成本资金又可以返还现金给各股东1/3。

听完他们的经营模式，艳羡不已。他们的原始股份就是每个人元，对我而言，很难企及。

于是，我只有老老实实地按照这个老板的建议进了些蔬菜，最后他建议我拿些楠竹笋，说在常州这里很受欢迎，我依计而行。

会骑自行车，但不一定就可以把三轮车驾驭好。虽然我十年前就会骑自行车了，但常把三轮车骑离路面，满头大汗，狼狈不堪。

学着别人的模样去摆摊，还没有把摊子摆好，就来了收摊位费的人。别人一听口音就知道我是外地人，本地人收5毛，我的要收4个5毛。心里一阵发凉，但嘴里不敢说半个“不”字。

耳闻本地人的方言“鸟语”，眼见邻摊的交易一单接着一单的完成。摊主一边热情地招呼过往的熟客，一边推荐着自己的菜如何新鲜，如何本土，一边麻利地过秤收钱。我只剩下目瞪口呆，羞愧难当。

约摸上午11点钟左右了，摊主们差不多都在笑逐颜开地收拾摊位垃圾，准备回家去了，我却一直没有开张，白白浪费了一上午时间，更心疼那两元钱的摊位费。旁边一位阿姨看我难堪的样子，告诉我去附近的厂里碰碰运气。

我十分懊恼，心情沉重地推车而行，出了市场，一片茫然无措：哪儿才有她说的厂子呢？

管他那么多呢，鼻子下面有张嘴。逢人就问，好在这里的人不像广东人那么排外，也比较有教养，懂得对人最起码的尊重。

那些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就象被废弃的独门独院，只要有高高的烟囱在冒烟，那就是了。

忐忑不安地来到第一家厂子门口，紧张地用蹩脚的普通话询问兜售。一个大嗓门用十足标准的四川话吼了一声：“买菜了啊买菜了！”。瞬间跑出来一群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姑娘们，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像一群被人惊醒的喜鹊围住了我的三轮车。“说啥子普通话嘛，也是川普哒嘛，我们都是重庆嘞。”其中一个姑娘冲我一个白眼，打趣嗔怪，我顿时结结巴巴，不知所言，只臊得满脸发烫，唯唯诺诺，任她们各求所需。

她们自己做饭，没有时间去买菜，一般都是下班后去市场上买下市菜，便宜一点，实惠得多。我这一车新鲜菜也被她们当做下市菜买了。青菜要把外面的两层都吧啦吧啦掉。最惨的是楠竹笋，两三斤的大块头被剥得只剩下拳头那么大才肯来过秤，我进货7毛/斤，卖价1元8毛/斤，一算账结果居然还赔了不少钱。这些姑娘老乡们鸡贼鸡贼地，把那些她们自己吧啦下来不过称的菜叶也收了去，收拾一下是完全可以食用的。

交了学费，我也学乖了。干脆上午不去卖菜，而是去踩点，看哪些地方有这样的消费群体，她们最多出多少钱才能成交。下午去凌家塘批发剩下的品相差点的蔬菜，她们喜欢放得久一点的土豆，我就主打批发土豆。这样一来就能赚钱了，没有语言障碍或歧视，乡音也让我倍感亲切。

尽管如此辛苦，但收入仍然没有多大起色。姐夫送了我们一台旧收音机，那是我有闲时间的精神乐土。《康熙微服私访记》正在热播，津津有味地听着戏剧角色各自的台词，把自己想象成“落难民间”的“康熙大帝”。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性的，戏剧性的，总有一天，我的“”忠良大臣于成龙”会来拯救我的，我也终将回到属于自己的“朝廷”去。就这样打着精神牙祭，在困倦中迷迷瞪瞪，沉沉入睡。第二天又如此往复，生活陷入一种机械麻木的重复之中。

欧阳一直很乐观，他的发展很迅速，很快成为了陈江大姐的左膀右臂。天气暖和了，他就挽起裤管，下污泥塘里摸鱼抓虾，来改善我们的伙食。换上“西装革履”，在半截破镜子前一阵“臭美”，画风忽又俨然然变成一个派头十足的商务经理形象。用深情演唱一曲《窗外》，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向往和现实的无奈。

我倒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开始谋划归计。贱卖了三轮车，把那杆便于携带的杆秤带回老家去做个纪念。

儿童节那天，我回到了我的故乡老家，谋划着新的创业计划。

再见到欧阳，已是年正月初二。

姐夫李哥因患“血吸虫病”，怕被单位因此辞退。既隐瞒病情，又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没有认真对待治疗。直到病情无法逆转，才谎称春节团聚，把姐姐三娘母叫去，并说我母亲帮他带孩子辛苦了，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母亲一生被命运圈禁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她当然喜出望外。生平第一次坐火车，居然“不晕车”，谁知道这次远行之旅竟然是一个噩梦。

姐夫离世于年大年三十下午两点钟左右，享年36岁。与前去团聚的四个人相处不到20天，我想这也许是姐夫最牵挂，最放不下的四个人吧。听母亲说，相处期间，他给7岁多的女儿洗脚剪指甲，洗头梳发，细腻得象个母亲；一岁多的儿子把苍老病态的姐夫叫“爷爷”，他既不答应，也不纠正，只是默默地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舌尖舔着嘴皮，多次欲言又止，眼眶湿润而又深陷着。

姐姐和姐夫的第一个孩子也来之不易，婚后三年多才盼来的，虽然是一个女儿，孩子的爷爷奶奶不喜欢她，我们却视若珍宝。

听姐姐说，年她生女儿的时候，就检查出来姐夫有血吸虫病。他把钱都花在了姐姐母女身上，自己舍不得钱去治病。想争一口气，努力赚钱，再养一个儿子来扬眉吐气，更是节衣缩食，拼命上班加班，甚至去接外单的水电工活儿。那时姐夫在常州技术师范学院做水电工的工资单是元/月，算是后勤部工资较高的收入了。但那附近几条街的老板都喜欢有活就找他，不换件的小修理活他都免费，而且不拖拉，只要有空闲，总是第一时间给别人解决问题，就是换件的修理，他的收费也比别人低，活儿也干的漂亮。本单位职工家里的私活他一概免费热心服务，大家都叫他“电工小李”。这样一来二去的，单位里的人也睁只眼闭只眼，不说他的盐咸醋酸，一个月下来的综合收入不低于元。有一年春节回来，姐夫带的全是现金，掏出来放在床上，让我帮他数钱，那个得意的劲儿，那个余音绕梁的笑声，至今记得。

我一路赶车来到常州技术师范学院，四川省的这个季节不曾有这么大的雪，姐姐带着两个孩子在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牌旁边等我。一路联系所用的诺基亚型手机，还是姐夫花了多元钱在苏宁易购买来送给我的，差不多是我两个月的收入才能买得到。

姐姐神情恍惚痴呆，侄女仿佛不知道家庭巨变，拉着弟弟站在一起，在一片白雪皑皑的世界里显得格外凄凉。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一直坚信姐夫还健在。

江苏的雪景很美，花园式的校区更美。七弯八拐来到姐夫生前的寝室里，见到母亲一脸凄然。确认姐夫真的离世了，我一阵剜心地痛。

按老家的习俗，我找到了姐夫的工作证，把他的照片放大，然后找了张厚纸皮，写上“亡夫李宗银之灵位”，连同一些水果供祭在一张小桌子上，桌子下放了一个瓷盆，秉烛烧香化帛，祭奠苦命的姐夫。为了儿女双全，拼命挣钱，儿女都有了，自己却没了。姐姐才33岁，一双儿女如何才能养大啊……

我要求去殡仪馆看望姐夫，从情感上我一直都没有接受姐夫已经离世的残酷现实。看到姐夫在冰棺里冻得坚硬，病容让我几乎认不出他的样子。我终于没有忍住，嚎啕大哭，热泪止不住地涌流，在模糊的视线中，我在殡仪馆指定的地方焚烧了大量的纸钱：“哥哥呀，你一辈子为了挣钱，自立自强，多少次辗转他乡。如今客死异地，亡魂如何安宁？我要怎么做才能带着你的灵魂回到故乡去？你中途撒手人寰，我怎么帮助姐姐娘仨才能让你瞑目西归？……”

欧阳常在电话里问候姐姐。姐姐说，姐夫去世后欧阳就来过。得知我来到了这里，欧阳很快就赶过来了。见面什么也没有说，他拍着我的肩，抚摸着我的后背，默默地看着我，陪我坐了很久。看到我的穿着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他选了一套新衣服送给我，谎称自己买大了穿不得。那种温暖贴心的感觉，永远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欧阳这个时候已经小有所成了。一袭黑色羊绒大衣配上银灰色围脖，更显气质满满。他的“创美”电脑培训机构租在电梯五楼，设施豪华，有专门暖脚的设备，我叫不出名字来。初中文化程度的他精通了对电脑的运用，给他打工的都是些大学生。他依然十分平易，那些大学生们也很尊重他，处得跟朋友似的。

欧阳说，我回老家之后，李哥仍在他落魄的时候经常来看他。有时带点伙食团的特色肉菜给他，有时请他去川菜馆子吃饭，点了菜买了单，却笑眯眯的说自己已经吃过饭了，看着欧阳把饭菜吃完，一副比他自己吃了还要享受的幸福与满足，令人感动和温暖。可惜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看他小腹异常膨大，医院检查，他却笑笑说，是伙食团的油水太好了。

欧阳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在网络上收了正在热播的《功夫》，周星驰的无厘头表演，让我情绪稍安。他怕我拘谨，刻意的讲了他和李哥的许多故事。

那时我的女儿快满一岁了，得知欧阳却依然单身。我问起他的婚姻大事，他竟然悲戚起来。

原来，欧阳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荣归故里了，最近回家乡去过一次。谁知道回去后，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了。又一个“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版本尴尬再现。他的父亲和奶奶已经去世多年。“创美”，就是由“创造美好的生活”这个美好的愿望而命名的，可是经济条件有了改善，而自己生命里最爱的人却不在了，痛苦而彷徨，不知道自己前些年的血泪拼搏史是否还有意义，是否还值得骄傲，是否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是的，欧阳也在考虑结婚，也许这样可以安慰爷爷和母亲；也在考虑回成都去发展自己的事业，既然哪里都可以创业，又何必舍近求远，保护和掩藏自己那份可怜的自尊呢。离家乡近一点，也许可以兼顾照料孝敬老人，也许可以良心稍安，哪怕是自欺欺人也好。

如果“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剧还要继续上演的话，那你还图个啥呢？

作者简介晞元，男，乳名蒲晞元，又名蒲义。年7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升钟镇玉眉山村。自由职业者，酷爱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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