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出《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公布了越南“如清使”共计53人79种著作，多为抄本。本着“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使于四方”的古训，当日外交文献满载诗文作品。外交以汉字诗文为媒介，穿透风俗、地理差异的表面，切入传统经典，在一系列拜谒、酬唱、笔谈中，不仅表现出对于东亚礼乐文明的深切认同，甚且隐然含有争以纲常正统自任的意识。在十八至十九世纪传统“天下”观、“夷夏”观遭到废止之时，一度也有“夷夏”观的新发展。

作者简介

张京华，男，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学术史研究。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

1

秦黎笔谈

年5月新出《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中有《北使通录》一书，内载黎贵惇在乾隆二十六年（）与秦朝釪的六次笔谈，具体而连贯，清代早期中越文臣的诗文酬唱与文化体认从中可见一斑。

黎贵惇，越南后黎朝高级官员，儒而近法。官宦世家子，其父黎仲庶，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贵惇字允厚，号桂堂。二十七岁第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以博学著闻。能诗，著有《桂堂诗集》，又名《桂堂诗汇选》，存诗五百余首。后黎景兴二十一至二十三年、清乾隆二十五至二十七年，以翰林院侍读充越南国如清使，任甲副使。

胡志明市黎贵惇中学内的黎贵惇雕像

秦朝釪，清朝中级京官，儒而近道。字大樽，号岵斋，常州金匮（今属无锡）人。乾隆十三年进士，授工部主事，迁礼部员外郎，后任云南楚雄知府，辞官归乡。至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奏为豫章书院掌教。能诗，与张问陶友善，著有《消寒诗话》，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录提要》载其《岵斋诗稿》，存佚不详。乾隆二十六年秦朝釪的正式官衔是“奉直大夫礼部员外郎钦命办理伴送事务”，《北使通录》中简称“钦差官”或“伴送官”。

《北使通录》为史官实录笔法，出于随行文官的现场记录，其中包括许多外交文件的底稿。今存抄本二种，一藏河內汉喃研究院，一藏巴黎，均四卷，但河內藏本缺二三两卷，巴黎藏本不详。其中卷四记回程，始于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使船行至安徽和州。另据《桂堂诗汇选》可知此程走的仍是多数使者的路线，经灵渠过南岭，沿湘江水路入长江，在扬州转运河，到济宁上岸陆行前往燕京，完成使命后由原路返程。黎贵惇与秦朝釪相伴应当是在出京之始，而《桂堂诗汇选》中的首次记载则是在济宁乘船之时，见诗题《端午日次万年闸，伴送官礼部员外郎岵斋秦朝釪送轻扇一把，内题小诗二律，次韵答之》，万年闸在济宁之峄县（今枣庄）。到《北使通录》中的第二次记载便已经到了长江之上了。

（一）

《北使通录》（以下简称《通录》）载，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使船到江西九江。“午时，伊邀甲副使官到船，以笔谈诗谈文。”“伊”指钦差官即秦朝釪，“甲副使官”即黎贵惇（以下简称秦、黎）。笔谈内容整理如下[1]。

秦：“贵国制何如？”黎：“亦仿中朝开科。”

秦：“何如？”黎：“一样。”

秦：“官员有几？”黎：“内外四五百员。”

秦：“何少？”黎：“官任得人，不在员多。”

秦：“行仪何如？”黎：“尊卑大小，各有等级。仆等来此，旧例只有二十五名，从便简略，到国则依本国。大凡傔从节眷，皆有官者分内常事，非高雅之所屑道也。”（《通录》载：“伊笑。”）

黎：“通事如何？”秦：“伊（曰）等传导言语，有劳例酬，杂流小职耳。”

《通录》载：“伊设酒饭、盐、荔枝。”

秦：“南方有否？”黎：“最多。”

秦：“贵国产物如何？”黎：“传记不曰‘称奇草木，皆在南方’乎？不敢过说，《西游记》有云：‘中华虽是中华，虽是大邦，其穷无此。’此非仆等捏言也。”（《通录》载：“伊笑。”）

秦：“可数贵邦有甚佳异？”黎：“沉（）〔擅〕速桂，从来共传。金银铜铁，在处亦足。食物则清华之燕窝，海阳之瓦龙，乂安之干鱼，京北之鱼胶，唐豪之荔枝，嘉林之波罗蜜。药物则高平之仙茅，太原之砂仁，乂安之人参，京北之山药，山西之何首乌、三七，是各上品。其他山海杂物，何可胜数！”

秦：“贵国王常驾出巡幸否？”黎：“‘一游一豫’，固不能不循古典，但非无事而出耳。十年之前，本国多寇孽，国王自将亲征经理，宇内一皆平定。”

秦：“何至如此？贵国有何寇贼？不过溪峒苗蛮！”黎：“如此天朝亦有之，云贵最多。”

《通录》载：“又泛语片刻告回。”[2]

此为秦、黎第一次笔谈。这一年，黎贵惇三十五岁，秦朝釪年四十余。

黎贵惇所言“不在员多”、“各有等级”，既可见其与中华体制之差，又隐有自高之意。“一游一豫，为诸侯度”典出《孟子》。“称奇草木，皆在南方”典出《南方草木状》[3]。叙述物产一节不惟出口成章，如数家珍，有司马相如作赋之势，而且温婉自重，不辱国体。所言“亦仿中朝”、“一样”，表示出对中华体制的不回避、不自卑。所说“寇贼天朝亦有之”之类，终是不服不让。而所言“官任得人，不在员多”、“国王巡幸非无事而出”，实为中国自古共认的治道极境，黎贵惇皆能在答辞中随口顺带而出。二人的笔谈，秦虽主问却居守势，黎虽主答却居攻势，秦以不知越南国情而自高，黎以善于应对而自重。

使臣一职，较之其他职守尤难，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使臣亦然，即古人所谓“专对”。其他职守在位只代表自己，各有其长官而不得越位，使臣在外则不代表自己而代表国君，春秋大夫出使，不称“寡人”则称“寡君”，因而异常艰巨，庄子极言之，竟谓“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而越南使臣亦云：“国之大任有三，相也，将也，使也。治乱在于相，胜负在于将，荣辱在于使。……若夫驰一两只柬，当万里之变，一言以为重，一言以为轻，‘使乎使乎’，岂易云乎哉！”（《越》8:）使职必不少于接谈，不少于接谈而又必不及于实际利害，不及于实际利害而又必不失于信实，既有信实而又必不少于文采修辞，所以不易。

黎贵惇的笔谈中旁征博引，居然引用《西游记》来做“考证”材料，可谓擅长“以华制华”。特别是他自己的使职经验，有“以文学则须博洽多闻，以词命则须婉正得体，然气自不可不善”（《越》4:12）之说，竟而与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之说相通，亦可谓臻于极境了。

在秦、黎这第一次笔谈之前，二人曾咏诗唱和。除了万年闸题扇之外，尚有在黄河渡及在和州西梁山的唱和，见《桂堂诗汇选》中《驻和州之西梁山，岵斋以前黄河渡守风诗见示，仍次韵》。舟泊西梁山，亦载《北使通录》。

不过，这次笔谈前，二人实际上曾有一段不甚愉快的遭遇。事因船到和州，越南使臣急于回国，而船户沿途贩私盐牟利，使臣派通事请秦朝釪开船，船户托辞风小或风向不顺。秦朝釪听任其耽搁，回复说：“长江一路，安危所系，不得不问之船户。‘耕问奴，织问婢’，乃所当然，非是故为迟滞。”越南使臣又质疑秦“要地方官送礼物”，秦朝釪说：“船途经过，地方拜客，天朝自有定例，亦不得省简也。”《通录》载，越南使臣与清朝另外二名伴送官合力请求开船，终归无效：“罗伴送呼官船骂其欺诳”，“今以三贡使、二委官与诸船户合辞共言，而不能胜一号管船之说，仆等从此不敢言矣！”就在秦黎第一次笔谈当日，“风大顺”，使臣又请开船，秦谓“舟人言：只得三十里此风便逆”，不听。《通录》载，船行至黄梅县，曾被驿站巡司查出，“捉船户二人、盐百斤余送县”，而秦朝釪“尚使解说”。船到嘉鱼，使臣仍旧见到停船贩盐，“一斤得二十八钱”。（《越》4:、、、、22）

按越南使臣船行甚迟及秦朝釪听任船户是实，但秦朝釪是做过地方长官的，有记载称他“为楚雄知府，胸无柴棘，呐于口而丰裁峻厉，人不可干以私”[4]，“由部郎出守楚雄，以古循吏自期，后丁内艰，遂不复出山”[5]。秦朝釪为黎贵惇《圣谟贤范录》所作序文中有解《尚书》“明徵定保”一段，亦云：“夫定者，定其命者也；保者，保其身者也。……嗜欲攻取万端承之，则因其命之不定而不保其身者有矣。”（《越》4:）由此推测，秦朝釪对船户贩盐的听任或许与清代盐政的弊病有关。而黎贵惇后来执掌工部、吏部，锐意政事，屡有更革，被称为“越南的王安石”。[6]则他对秦朝釪的责怨又或与二人近法、近道的性格差异相关。由于《北使通录》没有给秦朝釪留下辩解的机会，这一推测已无法征验了。

（二）

八月十四日，在湖北武穴广济。《通录》载：钦差官帖送甲副使云：“闻贵使有新制《史辨》，何不携来一观？倘称惜之至，看过仍又携去可也。”“巳刻，甲副使官往，伊迎入，以笔问答。欲邀正使官来，因感冒辞。”秦、黎开始第二次笔谈。

秦：“舟中无事，勿惜一顾。”黎：“常来相念，甚慰之。”

《通录》载：秦朝釪“取《群书考辨》（即《史辨》）看之，（忻）〔欣〕赏击节，逐条之下颇加评品，意有不合，亦即席论订，往复数十则。览内论东汉黄巾、宋元白莲会等事曰：‘妙识高才，愚所倾倒。但议物直截而果决，异日临政，尚其慎之！’”

黎：“幸承相勉，敢不拜教！窃观信笔拈出，总是名言，谅胸中成竹，自具经纶。他日照邻余润，介使有光多矣。如仆庸疏，何敢当子荡知政之语？”

秦：“仆性本迂疏，于时事不甚通晓。窃观古人旧事，平心论之，有不能默者，故率笔而言，遂致哓哓，若试之实用，无一当也。‘书生无寔用’，正为吾说耳。若贵使明通之才，何所不可乎？中外之民，俱是上天赤子，偶及不胜拳拳耳！”

《通录》载：秦朝釪“又取所著读书记与看，其中大要取毛序与朱子集注诸家注释《诗经》，参以己意。以出京之日起课，每日读某诗（共）〔若〕干章，下附评论，亦多可观”。

秦：“阅《史辨》，可见读书有眼。鄙意所言未识有当否？此书有当言者，亦愿赐批驳，是非天下之公，何伤乎！”

黎：“敬阅高作，不胜踊跃。中州士大夫学问渊邃，今于此见。夫五经（夫）出于汉，汉儒寻绎考论之，不可诬也。自宋时大儒辈出，经学讲明最（折）〔析〕，后人始不读旧注疏，然无注疏何以知古学渊源？此亦是偏处。如《诗经》，朱子《集（驻）（註）〔传〕》尽闢旧说之谬，无容喙矣，要之毛公时犹为近古，其小序或有传，未可必其尽不然也。《将仲子》、《遵大路》、《子衿》、《风雨》，朱子皆断为淫诗，此从小序亦可。盖就诗中文义情细加吟玩，以温柔敦厚意读之便见。”

秦：“朱子集大成，固非后学所敢议，但于小序多不之敢〔苟同〕，毛公未必一一心服。如此等诗，不以淫奔说，亦岂不平易明白？”黎：“朱子只据《论语》中‘郑声淫’一语定案，亦是卓绝，当（辰）〔日〕吕东莱曾相辨说，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一段论小序亦好，足为考亭功臣。”

秦：“朱子好处自多，马氏持论太过，无复余地，便非中道。”黎：“天色已晚，暂且告回。偶接燕谈，遂成往复，有劳台候，踧踖良深。”

秦：“若贵使稍倦，不敢强留。如尚可盘桓，再烦一茶。愚明目不给鉴赏，不知疲也。”黎：“文字之中，殊无厌倦，况聆高明讲论，喜也何如！但行日甚长，（辰辰）〔时时〕刻刻，俱可承颜接辞，请改日再候。”于是别回。（《越》4:-）

笔谈中，秦朝釪刚刚说到“临政”，黎贵惇马上接过说“子荡知政”。“临政”、“知政”均为《左传》中语，“子荡知政”谓预言而验。此后不出十年，至景兴后期靖都王执政时期，黎贵惇果然大受重用，所以秦朝釪的预见是应验了的。

秦朝釪坦率自道“性本迂疏”、“时事不通晓”、“书生无用”，意指世俗趋近名利，可见其性情清简近道，所说“中外俱是赤子”亦合老庄之旨。

《群书考辨》又称《史辨》，共四卷，考论夏商周至宋代史事。秦朝釪对书中东汉黄巾、宋元白莲会等处论断最为称道，而黎贵惇对于秦的这一反响也最为留意，可见二人于历代治乱兴衰之际，多有同感。

但二人的笔谈很快又从论史转为论经论《诗》。黎贵惇首先质疑朱子不信毛公《小序》而以《郑风》、《卫风》为淫诗的问题，立即得到秦朝釪的认同。秦说“但于《小序》多不之敢”，下有缺文，推测为“不敢苟同”之意。黎说极其婉转，但批评朱子的意思不难明白，秦则直言“是非为天下之公”，此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的认识相同，可谓经学正解。关于毛公《小序》问题，历代学者纷纭莫定，其实《诗经》就其来源而言，自然是四方采集而来，但由天子设乐府之官而言，亦必然寓教化之义，此为一事之两面。故经学的意义不重在事实，而重在作用，总之以移易风俗为是。文明出于教化，顺俗从欲放情则必然流于禽兽，二者性质全然有别，这一点古人所见与现代进化论将人类进步与动物本能直线相连的思想不同。故秦、黎二人虽都以诗学著闻，却都意识明确地谨守“温柔敦厚之意”，不肯直论“淫诗”，以防“诲淫”。

此后大约十余年，秦朝釪任楚雄知府，著成《消寒诗话》，其中一条说道：“‘温柔敦厚，《诗》教也。’《国风》、《小雅》皆是时君子忧衰乱，无可如何，而托词以讽，冀其万一有益焉，所谓‘闻之者足以戒’，是亦冀幸万一之词也。义山《马嵬》等篇尚有戒意，至云‘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直不啻幸灾乐祸矣，成何语耶？杜牧之‘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亦如吴门市上恶少年语，此等诗不作可也。”[7]该书沈楙悳《跋》亦称：“所著《消寒诗话》一卷，笔力简括，性情肫挚，至于酌古准今，间有不涉于诗，而议论一归于正，不失维持人心、崇奖风化之旨。”又说：“愚谓凡作诗而仅吟风弄月，自诩才华，绝无关于人心风化者，皆不必作。”[8]

冀万一，防微渐，可见其忧在千古之深，故所评述连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杜牧都责备了。此处又可见其先后见解一致，是夙有见地，并非舟中的偶然遣兴。

（三）

八月十六日，申时，在湖北通城蟠塘。《通录》载：钦差官再邀甲副使官往，并看《史辨》。此为秦、黎第三次笔谈。

黎：“连日惠看（敞）〔敝〕编，窥〔大人〕才学言论，并极敏赡，令人心醉。所拈数十则，将重写此书一一登载，以光青德。请每条细认，一一赐教。”秦：“载问答语不妨，正可见一时推敲不苟。尚有数条，须稍见鄙意者，容续入。若逐条评注，自可不必。古人亦无〔此〕法也。”

秦：“欲另誊一本，此间无书（史）〔吏〕，不能也。或遣人一写，予我一本可乎？”黎：“此不难。更乞为一弁卷耳！”

秦：“另有新书几种？乞一见示。”黎：“仆窃有编来《圣范贤谟录》［当作《圣谟贤范录》］，容改日递候。此书辑古嘉言，元不著一文半语，尚希细阅，为作一序。”秦：“依命。”

《通录》载：秦朝釪：“设酒饭，从容问通事士材忠曰：‘三位贡使，想系贵国选择而来？’”黎贵惇：“仍教他代对曰：‘奉使天朝，岂敢不重其选！但三贡使亦以位次当行，非极选也。’”

秦又问：“国中想如三位者甚少？”士材忠：“然。”《通录》载：“甲副〔使〕官语他改对曰：‘国中才学名臣极多，如大贡使上，尚书、侍郎十数人；二贡使、三贡使之列，在翰林、东阁有名望者亦众。’”

《通录》载：秦朝釪笑曰：“虽然，亦为罕得之才。”

秦又问：“士子几岁应试？”黎：“不泥年齿，任人就考。本国常有十三、十四岁已中举人者。”

《通录》载：“伊似信不信。”“夜深始别。”（《越》4:-）

《圣谟贤范录》抄本四册十二卷，为摘自经传史籍的名言集，分为成忠、立孝、修道、间邪、达理、卫生、官守、从政、谦慎、酬接、尊谊、阃训共十二章。

秦、黎第三次笔谈，二人“并看”《群书考辨》，黎贵惇顺便请秦朝釪作序。秦提出再看《圣谟贤范录》，黎再顺便请秦作序，秦朝釪都一一答应。中间秦问越南通事的几句，黎都教他改答，这种外交辞令颇与《左传》、《国语》风格近似。

（四）

八月二十七日，在黄州赤壁。这一天，黎贵惇重登赤壁山游览，晚归，秦、黎有第四次笔谈。《通录》载：“夕时，钦差官送正〔使〕官酒麯，邀二副使官饮酒，乙副〔使〕官以疾辞，独甲副〔使〕官往。伊甚殷勤。”

越南贡使此行共二十五人：正使陈辉淧，甲副使黎贵惇，乙副使郑春澍，其他行人官七人，随员十一人，预差前路四人。回程途中就属秦、黎二人往来最密，乙副使官“因感冒辞”、“以疾辞”也可能是外交托辞，但秦、黎二人各出著作，言语投合，似非全出有意安排。

秦：“《圣谟贤范录》甚得古人集书之意，用心如此，不愧古人矣！”黎：“昔日本国王子与唐人（奕）〔弈〕，称服曰：‘小国之一，不敌大国之三。’今仆所量，未足当本国之三，而窃视大人才学，则寔大国之一也。景慕之情，曷维其已。”

秦：“中朝人物，愚最居下，不敢当过奖。即贵使选择于国中而出，自是一国之望。然切须韬晦。大抵才高者，众忌之招也。幸勿以交浅言深见怪。”黎：“本国公卿推让，士大夫和辑，固不忧参商矛盾。然大人规勉，自是古今处己正法，敢不佩服！”

此时秦朝釪已经写出一篇序文的草稿，《通录》载：秦“取所作《群书考辨序》与看”，说道：“草稿甫完，幸勿见哂。”黎：“宋朱弁有言：‘良工不示人以朴，恐人见其斧凿痕迹也。’[9]仆谓轮扁斫轮，何妨指示？公输削墨，谁敢批驳！蒙以元稿赐观，愈见相待真情。文理平顺，无烦改正矣。”

秦：“末附相勉一段，欲见鄙意，古人亦多如此，勿嫌粗率也。”黎：“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笔谈至此，“更深别回”。（《越》4:-）

黎贵惇所说日本王子事，颇具传奇色彩，最早见于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唐宣宗朝，日本国王子入贡，善围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王子出本国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盖玉之苍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凉。人或过说，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师言惧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缩臂数四，竟伏不胜，回谓礼宾曰：‘此第几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愿见第一手，礼宾曰：‘胜第三可见第二，胜第二可见第一。’王子抚局叹曰：‘小国之一，不及大国之三。’”此前笔谈中黎贵惇自称三位贡使“非极选”，与此故事寓意相似。

孙光宪像

《北梦琐言》

其后秦送了《群书考辨》、《圣谟贤范录》二序的清正稿给黎，见九月二十五日舟次岳州的记载。

黎贵惇在现代越南被称为“是唯一掌握了十八世纪越南社会可能有的各种知识的学者”[10]。此一评语的前提条件是当时越南所具有的汉籍有限，这一点由黎贵惇使清之行所携购的书目亦可见证。实际上清代所存的典籍，正经正史之外，杂史、诸子、杂集、类抄，总量极大，越南学者不可能博览。但主要的经史典籍黎贵惇都非常了解，确是事实。[11]《群书考辨》与《圣谟贤范录》二书尤其偏重史部，广西学政朱佩莲评语称“天朝顾炎武（林亭）〔亭林〕《日知录》庶几近之”（《越》4:）。而秦朝釪的《消寒诗话》其实也是多为史论，这是二人笔谈欢洽的学问基础。

秦朝釪在《群书考辨·序》中说道：“《尚书》，史之祖也；《春秋》，史之宗也；《左》《国》《班》《马》以下，史之云仍也。读之者以考得失，定是非，内以修其身，外以施于政，是故君子急焉。”此语简明道出了传统史学的要领。

秦《序》又说：“秦汉而下，历代诸儒多所论次，然宋元以后，即多无可观。又其甚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或且窃其字句，以为绣绘雕琢之用。盖史学之不讲久矣！夫昧于古而明于今，无其本欲善其用，未之有也。则史学之所关于人也，岂小小哉！”此语所云为清代当时的学术背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语出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为清人习语，常以批评晚明之弊，而“具有根柢”则为清人论衡学术的一大标准。

秦《序》又说：“夫不学者欲其能学也，能学者欲其忘乎学也。昔晏子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其智识见闻，齐之士当无有出于其右，然其志念常抑然自下[12]，何哉？知天下之理无穷，而众之不可（槩）〔盖〕[13]也。夫人之不学者多而学者少，欲以一人之长盖之，非所以为容也。世事日新，人情日异，而欲执古说以格之，非所以通变也。”此语乃是作者的治学、治政方策，是序文的重点，即笔谈中所说“欲见鄙意”、“相勉一段”。

秦朝釪在第二次笔谈中即已指出黎贵惇性情“直截果决”，劝其戒慎，与《金人铭》“人性不可盖”的思想相近。可知秦的思想确乎倾向于道家，而此道家实为鬻子、太公、管、晏之道家，长于治术，与老庄之偏重隐逸有所不同。

大约二十年后，后黎景兴四十一年，黎贵惇在《北使通录·题辞》中追忆说：“钦差秦岵斋与仆相好……其寔所谓‘益友’者乎！”称道秦《序》足以自警，“每想此文，不觉三叹，谨佩之以当韦弦[14]也”。（《越》4:13）

这一天，秦、黎二人尚有诗唱和。《桂堂诗汇选》载有黎贵惇《重登赤壁亭还，岵斋邀饮舟中，诗以谢之》并附秦的和诗。黎诗说道：“使君爱风致，才高情亦深，良夕切追欢，数盃成断金”，又云“一时真知音”，似颇引为同道，早先船户贩盐的小小抵牾似已随风而散了。

（五）

九月初八日，使船到武昌，秦有诗赠黎，黎有《驻武昌城次韵答岵斋重九前一日登黄鹤楼》，无笔谈，但《北使通录》中却载有一段黎贵惇与湖广总督爱必达的问答，亦有旨趣。

越南使臣及门，总督遣问：“（使贡）〔贡使〕来此有何事说话？”答：“无别事，奉贡事竣，归国经过贵省，特候谒大人耳。”复遣问：“相见当用何礼？”答：“府县用宾礼，若大人，系上司官，请行递参。”《通录》载，总督令引入，“才下跪，手扶退，请坐左边交椅”。

总督问贡使：“能官话否？”答：“不能。”

问通事：“贵国多书籍否？”答：“经史子集，亦略备观览，安敢比中国之富！”

问：“都城广几里？”答：“周回七十余里。”

问：“衣冠制度遵前朝否？”答：“是。”

问：“何故散发？”答：“本国从土俗，使民宜之，系平居亦束发，惟见尊长官僚则以歯发为敬。”

《通录》载：“伊笑曰：‘终是披发。’”（《越》4:-）

爱必达，镶黄旗钮祜禄氏人，女为乾隆帝顺贵人，此年四月任湖广总督，其后著有《黔南识略》三十二卷。

“礼从宜，使从俗”典出《礼记》，“使民宜之”典出《易传》。礼俗本为外交中最敏感之事，而薙发令曾是清初满汉间的最大冲突事件，此刻使臣援引经典为越南遵行前朝即明代的衣冠制度作辩解，而面对越南人的散发异俗，满洲人爱必达却以一笑便化解了。

九月二十五日，在岳州。秦朝釪送来《群书考辨》、《圣谟贤范录》二序，署款“天朝赐进士出身”、“书于洞庭舟次”。其间二人唱和甚多，《桂堂诗汇选》载有黎的《登岳阳楼诵范文正公记有感，次韵答岵斋》、《守风岳州闷甚，戏为五七言抒怀之作，次岵斋元韵》、《君山僧以柚菓来赠，欣然赋之，答岵斋元韵》，均附秦朝釪和诗。

十月初一日，到长沙。使臣忙于贽见官员，秦、黎二人未能从容笔谈。但《通录》载一段黎贵惇与湖南巡抚冯（鉁）〔钤〕属官的对答。对答是从黎贵惇所佩戴的衣带开始的。

《通录》载：“坐客次有标下武将五六人，共叙寒暄。伊见银带，俱称好。”

郭参将问：“有名义否？”答：“此红鞓，乃是噜，名玳瑁。前三台，两边六斗，次左辅右弼，次日月，后面北斗七星。”

郭参将：“贵国好服饰！好人物！”黎贵惇：“安敢仰比中国！”

郭参将：“闻贡使两榜文官，有一对请教。”随即写道：“安南贡使安南，使乎使乎！”

黎贵惇应道：“天朝圣皇天朝，皇哉皇哉！”郭参将评：“好！说得大了！”

《通录》小字夹注补记：“还舟后，再有小船寄周百总，报云更有数对：‘中朝阁臣中朝，臣哉臣哉！’、‘天下大老天下，老者老者！’”（《越》4:-）

黎贵惇是会试、廷试两榜状元，故称“两榜”。“使乎使乎”典出《论语》，“皇皇哉”典出司马相如《封禅文》，又“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典出《后汉书》。“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典出《孟子》。“臣哉邻哉，邻哉臣哉”典出《尚书》。这样精致而有趣的对联，出于清朝一位低级武官“百总”之手，而越南使臣又竟然以三幅对联且派船追寄，此种“作对”，情景难得。

（六）

越南使船离长沙，十月初九日到衡山，十一日到衡州，十七日到祁阳，二十日到永州老埠塘，走过了最顺畅同时也最秀丽的一段路程。其间黎贵惇作有《湖南早发呈岵斋》、《泝湘江柬岵斋》、《过衡阳呈岵斋》、《驻永州送岵斋》，秦朝釪也有诗唱和，二人反复吟咏着“潇湘见底一痕青，夹水峰峦纵复横”的胜景。

潇湘自古以“清深”著闻，刘禹锡《海阳湖别浩初师》云：“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罗含《湘中记》云：“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石子如樗蒲矢，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黎贵惇在此专门写了绝句一百首，题为“潇湘百咏”，而在纪事体裁的《北使通录》中也破例抒写了一段风景，说道：“自湖以南，地丰和暖，草木繁茂，野花山竹，隆冬不凋，风土景物，宛如我国。上游湘潭而上，两边峰峦连亘，江路之玄，水势犹稍平。自管山塘以上多滩碛，如登峻阪，水流湍迅，青蓝彻底。”

就在这一段水程中，秦、黎有第五次笔谈。

十月二十一日，巳时，在永州。

《通录》载：“钦差官简甲副使曰：‘蓬窗无事，何不相过一叙也！’巳时往见，以笔问答。”

秦：“久而不面会，相念殊深！”黎：“多谢隆情！”

秦：“莺啼燕语，柳媚花明，正贵使等进国之时也。于锦绣丛中，笙歌筵畔，想沧江夜雨，正尔清绝有致，颇少宽客怀。”黎：“丈夫志四海，昔人作豪语，然看古诗中，其不涉乡关情者罕矣。仆等从役日久，未免耿耿怀思，但到家之日，回想沿途与大人周旋笑语，更觉怅然相忆也。”

秦：“贵国外府县官怕朝官否？”黎：“这个自然。”

秦：“曾跪白事否？”黎：“常例耳。”

秦：“然则通事见贵使如何不跪？”黎：“在国则有之，此间途中概从简便，不用边幅。”

秦：“贵国想亦重进士科？唐人宋人最重。”黎：“本国制度多仿宋明，但立贤一事，不论何资序，一体并重，惟进士高科稍隆礼遇，乃循累朝旧套耳。”

秦：“想贵使三元及第，故作谦语耶？然叙官之道，诚当论贤否，不当论出身也。”黎：“非敢空说，今本国有举人位至宰相者，现当执政，德望才智，亦不易得。”

秦（笑曰）：“如此方得用人之法。”

黎：“大人所作《诗经论注》完否？”

秦（出与看）：“率笔为之，有纰缪处，愿指摘也。”黎：“经旨宏深，虽先儒注解已详，后人有发明，正自不妨成一家言。今蒙看过高作，备见寔学。”

秦：“《史辨》书已为写成否？”黎：“草草写完。”

秦：“何人写？”黎：“中书吏费廷瓆。”

秦：“字体亦好！”

《通录》载：黎贵惇“因取书相送，伊甚喜，设酒饮至晚而别”。（《越》4:-）

秦朝釪《诗经论注》一书未见，但其《消寒诗话》中记载：云南杨林海“湖泊数千顷”、“孤岫映带，竹树萧森”，“余以为似楚南之浯溪。得一绝云：‘君怜千顷澄湖面，我忆双旌使粤西。八面望衡湘水曲，停桡三日为浯溪。’余辛巳使粤西过浯溪也。浯溪在湖南祁阳县，有颜鲁公所书《中兴颂》，山川清美无比”。[15]辛巳即乾隆二十六年，所述“使粤西”正是伴送越南使臣一事。

浯溪是越南使臣游历吟咏最多之处，《桂堂诗汇选》有黎贵惇《经（梧）〔浯〕溪谒元颜祠留题》二绝句，其第一首与秦朝釪绝句同韵，可知二人曾经同游。

浯溪

（七）

秦、黎的第六次笔谈，已过了湘漓分水的灵渠。十一月初五日，在兴安大榕江塘。《通录》载：“钦差官招二位贡使官饮酒，甲副官先到，叙寒暄。”

秦：“恭喜贵国不远，三位贡使复命，国王必定重用。”黎：“无才德，不敢望高位。”

秦：“使臣应有叙劳升转。”黎：“本国六年一贡，只以位次资途抡差。万里驰驱，人臣常分，安敢言劳，旧例亦无有叙功升职，日后或有拔（權）〔擢〕，乃是时命，非缘奉使。”（《通录》载：“伊笑。”）

秦：“贵国想是□国？”（空缺一字）黎：“地兼山海，利尽水陆，人民从来安集，亦仰圣朝洪福。”

秦：“水土平善〔否〕？”黎：“关内四镇及清乂二处，都善地。其外镇如谅山、高平、宣光、兴华之类，皆恶水毒溪，每有差行，常担京水供用。如谅山水皆茴花流下，最热，令人声哑，不敢饮。”

秦：“明江水如何？”黎：“亦有毒，常汲太子井。”

秦：“此江发在何处？”黎：“明江源出本国禄（洲）〔州〕，左江源出本国广源州。”

秦：“贡（国）〔使〕（夹）〔家〕何省？”黎：“本国宣兴镇，近云南。高平近云广之交，谅山近广西，安广近广东，清乂、顺广等镇夹哀牢、占城诸国，前面大海。”

秦：“有苗（峦）〔蛮〕否？”黎：“最多。沿边外镇皆高山大林，苗民居此，时出寇掠，非有兵威，不能镇服。”

秦：“今能制服他否？”黎：“本国若不能制服，他已侵入天朝内地了。此等不知礼义，乃是（他）〔化〕外。”

秦：“今贵州亦多有之。”

秦：“贵国多奇异古迹。”黎：“书传所载仙释人物，何可胜道！”

秦：“贵使怕水行否？”黎：“本国山海之乡，俗惯乘舟，珥河亦不减黄河，自王京到本贯亦水行三日程，到大贵使贯八九日程，更越大海，那有怯怕？”

秦：“吾亦怕了。想来长江甚险。”黎：“何处无险？但古云：‘忠信涉波涛。’”

秦：“此回或遇钦使，有请见否？”黎：“前届道遇钦使大人，投手本请安，免见。”

此下是几句黎贵惇的反问。

黎：“此间草木隆冬不凋，亦如本国，若北京此时已无一叶了。”秦：“然。”

黎：“他日大人已曾入盛京否？”秦：“不曾，此中惟有满洲大人得入。”

黎：“贵贯夙繁华，俗语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如何？”

秦：“（敞）〔敝〕邦甚无繁华，但四时和气，不寒不热，人物多文学，常登科第耳！”

秦：“《群书考辨》甚佳。内‘奉旨伴送’，‘旨’字应两抬，此系大体所在。后日此书成刻，流传中国，须如此才得体。”黎：“书吏每每奉写未点检，谨依尊教。”

此时正使陈辉淧到来，《通录》载：“寝夜，正使官到，伊设酒饭，意甚殷勤”。三人继续笔谈。

秦：“大贡使酒量大。”秦朝釪“令换大杯”，陈辉淧“辞不能”。

秦：“有诗才，不可无酒量。诗如太白，酒何以不如太白！”秦朝釪“从话别，举王维‘阳关’句相勉”。

秦：“少寓微情，毋惜醉也！”又对正使官曰：“李太白，请满酒此杯！”陈辉淧“逊谢久之”。

秦：“此间水土颇重。”陈辉淧答：“古人游宦，以五岭为第一瘴地。”

秦：“今两（越）〔粤〕已尽开通，亦不甚多岚瘴。”黎：“圣朝德教四敷，海内皆为和气。”

秦：“二位贡使博古通今。”

问陈辉淧“几岁”，“具答之”。

问黎贵惇：“太翁尊年？”黎：“家亲今七十岁。”

秦：“尊居何职？”黎：“现奉致仕回复内阁办事。”

秦：“老亦多事否？”黎：“从容随朝，亦无甚事。”

秦：“二位贡使行役日久，家中想念，当为言于抚台大人，使得早早进行回国也。”黎：“多谢盛情。到省无甚公务，一者例有贽见，二者略勘硝磺军器，四五日内得退身，是所望也。”（《越》4:-）

笔谈至此结束，二贡使因辞回船。

最后两次笔谈，秦朝釪与黎贵惇论著述、论政道，越来越趋近；而论风土礼俗，如提出“怕朝官否”、“怕水行否”一类问题来，却越来越显得外行了。

（八）

黎贵惇一行于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到京，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出京，十二月到达太平府（今广西崇左），回国已是二十七年正月。

秦、黎二人的辞别是在当时的广西省府桂林。《桂堂诗汇选》所记与秦朝釪最后唱和的二首诗是黎贵惇《驻灵（州）〔川〕，岵斋以诞日邀饮，即席赋诗赠之》和秦朝釪的《桂林饯别》。秦朝釪《消寒诗话》亦载：“余于辛巳年使粤西，十一月自桂林起程，腊月过中州，遇薄雪，黄河有冰，打凌而渡。”[16]所述正是伴送一事。“起程”当指“回程”，伴送至桂林北返与《桂堂诗汇选》所记正合。

此刻秦、黎二人的友情已十分深挚。秦诗中说：“如水相逢意有余，交深交浅竟何如。”黎诗则说：“湘水烟波阔里余，汪伦送我意何如。”黎还有诗说：“风雨夜船频话古，江湖樽酒屡论文。如今已觉难为别，闲倚蓬窗怅夕曛。”又说：“尘心久向客中收，静亦山僧淡亦鸥。独有怀君情不已，绵绵却似此江流。”

在《桂堂诗汇选》中，也有注出的秦朝釪小传：“秦公，江苏苏人，戊辰黄甲，年四十余，多文学，五品，高简，不轻许可。曾索观《使途诗集》，仍示之。”（《越》3:70）评价不低且语非泛泛。

按上古、先秦时期，虽然诗的来源必为个人、闾巷，诗的制度则为王官、乐府，而诗的作用则正是长于外交礼聘。《诗三百》在外交上的表现见于《左传》等书记载，又见新出清华所藏战国竹简中周武王致毕公的乐诗。《论语》称：“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屈原以创作“楚辞”著称，而其官职“左徒”，中原称为“行人”，职掌礼聘四方邦国。越南“使程诗”、“华程诗”的性质，实际上与《诗经》时代的情景正相对应，因此可以认为这些汉文燕行文献既是富含古意的诗文作品，又是极具东方传统的外交文献。外交并不外于诗文创作，诗文也不是外交的副产品，燕行是体，诗文是用，故而也可以说这些文献是更接近于《诗》、《骚》传统的作品。这一特点在秦汉一统后的中国内陆很难见到，由于国力强盛，万邦来朝，士人少有以使者立功殊域者，尤少以使程诗文著称者。而当明清近世，越南使者却能承袭三代、春秋的王官传统，不辱使命并且颇存诗文遗墨，其燕行酬唱即“诗”之正解，亦即“经”之正解。古今上下时势不同，而其精神意气之相同有如此者。

秦朝釪作为清朝中级官员，身逢康乾奖崇经史之学的盛世，为人为学文雅清正。他对越南的了解甚少，一些问话甚至浅白好笑。黎贵惇固然是越南文士中的佼佼者，但匆匆而来，急切而去。然而秦、黎二人却能于经史、诗文有很深的沟通，甚至于治道、人心有很深的契合。道光十八年越南使臣范世忠所著《使清文录》中，有《奉北帝旨问安南风景》代答一首说道：“客问安南景若何？安南风景异中华。锱（缁）尘不染山河莹，八节皆春草木花。食少〔麦〕麻多菽（粟）〔稻？〕，衣轻毛革重绫罗。虽然亦有相同处，礼乐文章自一家。”（《越》14:-）按清道光前，天下有同文之国五，大清、安南、朝鲜、日本、琉球。景物不同而文教同，风俗不同而礼乐同。礼乐、文教是体，风俗、景物是用。风俗、景物乃至地理、种族之不同，并不妨碍礼乐、道体之相同。江湘舟中的秦黎笔谈亦当作如是观。

越南使臣在北京“演礼鸿胪”之时，适逢朝鲜正使文科状元洪启禧一行，黎贵惇赋诗赠答，有“瀛海东涯各一方，齐趋象阙拜天王”（《越》4:65）等句。近年学者讨论东西文化的影响及国家意识的转变，有“从周边看中国”、“多面镜子看中国”诸说[17]，所发掘的话题十分鲜活，不过即使拿到同一面“镜子”，观察者所得到的形象也未必相同。按清人在乾隆二十年已经自知其经史学术超越前朝，江永说道：“我朝经学远轶前明，数十年前〔间？〕淹通之才辈出，专家之业皆可传远。”[18]这一判断大体可以成立。而清朝周边的越南、朝鲜等国亦处处以礼乐教化自我标榜，甚至极力作夷夏之辨。越南当然了解清人的种族渊源，即在燕行文献中就能找到使臣关于“清朝入帝中国，薙发变服二百年”（潘辉注《輶轩丛笔》，《越》11:）的简史式叙述，实际上，单从种族上说，越南、朝鲜使臣入清而在北京相见，追想其礼部酬答唱和，赫然竟是三家夷狄的会晤，而维系这三夷相会的纽带则是华夏民族所缔造的礼乐文明。

归国后，黎贵惇追忆说：“沿途见中州官僚士大夫问难谈辨，殆如遇敌。又有朝鲜贡使、钦差伴送官，皆一时文豪，不以海外见鄙，累相结语。……酬答之间，幸免轻哂，更见称扬。……乃至人心不异，以诚正相待，以文字相知，即四海皆兄弟也。”（《越》4:12）透过当时外交争胜、文辞口角的表面，却是三夷争当礼仪之邦的一场“友谊赛”。这一情景不仅会让前明的守护者始料不及，亦且应使民国的革命者深有感触。

2

崔阮酬唱

年之后，即越南阮朝嗣德二十一年、清同治七年（），阮思僴以鸿胪寺少卿衔充任如清甲副使。此行自镇南关至燕京天，内行程日，驻留64日。这一年阮思僴46岁。这正是陈寅恪所追论“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的一个时期。虽有“同治中兴”之称，然盛衰之变已及于文学和外交，并启“夷夏”之纷议。

阮思僴，字洵叔，号石农，越南北宁东岸榆林人。进士，曾任吏部尚书，官至宁太总督。阮思僴谙熟中国历史，曾著《史论》一册，评论中国历代帝业，包括辽代三帝、金代九帝、明代十帝等。他也谙熟中国典籍，有组诗《神仙册八十题》，专门题咏中国《列仙传》所载神仙事迹。阮思僴的全部作品编为《石农全集》，共6册12卷，今存抄本页，内有《燕轺诗草》、《燕轺集》、《燕轺笔录》等。《燕轺诗草》又题《燕轺诗集》、《燕轺诗文集》，专门收载阮思僴出使中国的诗作，《燕轺集》收录出使中国所作的文章，而《燕轺笔录》则是出使中国的行程日记。

（一）

同治七年八月初一，阮思僴一行入关，首先看到的是战乱后的凋残景象。在凭祥州，“自关抵州，一路荒山乱坡……兵火之后，处处残破……殊觉满目荒凉”（《燕轺笔录》，《越》19:68）。在太平府，“民间房店，处处废毁……灌莽载道，盖比旧十只一二耳”（《越》19:72）。在南宁府，“昔称小南京，今承兵火余烈，访之十仅四五云”（《越》19:76）。过汉阳，“自孝感以后，居民皆筑城为固，盖累经天德（稔）〔捻〕匪蹂躏，故因为壁垒自相守望”（《燕轺诗文集》，《越》20:97）。直到河南郾城县，都有“捻匪于咸丰年间起于汝宁、南阳二府地，延蔓直隶、湖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诸省，今年夏平”（《越》19:）。此前太平军已于同治三年（）被扑灭，这时在岭南生乱的是黑旗军（首领吴亚终），在中原腹地生乱的是捻军。实际上，阮思僴一行没有目睹的还有陕甘及云南的回乱。但这些均不是阮思僴进入中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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